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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历驳回内阁罢矿使税监的密疏，并且很快将此事用中旨形式明发出来，诏行天下。
诏旨一出，当然引起轩然大波，不过在当时人们并没有深切意识到这两使之害，而且不少人以为只确实是因为两宫失火，皇帝又不愿掏体己钱的权宜之计，却不曾想过，既然真的能派出太监和亲勋出去捞钱，不需要经过文官体系，不必皇帝写条子求爷爷告奶奶的从文官手里掏钱，皇帝跟孙子一样，动辄要看文官的脸色，在张居正时代，有一次万历要钱还被张居正义正言辞的驳回，并且真的训的跟孙子一样，连带着李太后都吃了挂落，张居正数落太后信佛花销太大，劝太后以后省点儿花，所谓国用有常，不能全教您拿去敬了佛……也就是张居正敢这么顶回去，打那之后，皇帝写一张条子拿一次钱，申时行几次半真不假的劝，反正万历也没当回事儿……但就算这样，从人家手里拿钱哪有自己个赚钱来的舒爽？这矿使税监一出，其后终万历一朝也没有罢废，对民间工商业的打击是致命的，这事儿不关是一个世家豪族和士绅对太监斗争的问题，如果太监真的能梳理工商税，使税收变的常态化，有益财政收入，这也罢了，但用脚趾头想太监也没有这份心田和能力，地方豪门和太监角力的同时，最倒霉的还是那些根基不牢没有后台的普通商人和百姓们，他们才是最倒霉的一群，这也是为什么有人一唆使，就能挑动几万人殴打甚至打死税监的几次抗税大风潮的最根本的原因，都说是世家豪门挑唆，要是百姓心里没怨气，那又是容易挑的起来的么……
因为认识不深，是以反对也不激烈，只有几个言官叫唤了几声，应者不多也就罢了。
内阁的请辞更是完全无效，皇帝勉强留了王家屏三次，待这位首辅第四次上疏之后就允许了。这对王家屏来说又是一件难堪的事，一般来说，首辅请辞不能这么简单留一下就算了，只要皇帝还有一点信任和欣赏，最少也得留他十次八次再说，申时行虽然是狼狈离开，可也是上疏十九次才被允许回乡，这差距也真是太大了，王家屏心里一憋屈，差点儿就是一口气上不来……
首辅是走人了，次辅王锡爵也请回家乡侍疾，对老王头万历打心底里还是欣赏的，可能是爱乌及乌吧，对这们申先生的亲密好友，政治同盟，万历一直有较为尊重和信任的态度，历史上王锡爵在万历十九年回家，两年后才奉召还京，然后立任首辅，拱掉了当时代班首辅赵志皋，然后就是搞定了皇长子出阁讲书之事，万历答应他以太子礼讲书，并且在老王当政年间，减江南织造和江西陶器，免云南贡金，当然不久后皇帝故态重发，不过好歹在老王当首辅的年间，皇帝还是做了一些让步的，仅从这一点来说，也是着实不易了。
可欣赏比不得大势强，王老若在，开矿收税一事绝不得行，万历也只能叫他先回家了，等这老王头想通了再说。
内阁走了两位，只剩下许国和余有丁，对他们俩的辞呈万历却是死活不允，不过也没有叫他们接任首辅，首辅的人选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之外，赵志皋被万历中旨选入内阁，而且大拜，直接成为首辅。
在注重资历的内阁之中，这样肯定是逾规越距的，但皇帝已经当政多年，而且政由自己，不象嘉靖年间，世宗一心修道，政务多委给严嵩和徐阶，隆庆年间，皇帝干脆就是后宫采蜜的小蜜蜂，隆庆只醉心在后宫沉迷于女色，国事先后委给徐阶和高拱，自己放心当甩手掌柜。今上的脾气类似他的祖父，阴沉多智，而且固执，虽然张居正申时行王家屏三任首辅都很优秀，但经过张居正的强势首辅之后，万历对申时行多有压制，对王家屏这种强势的性格更不喜欢，对国家大政，多从深宫插手，寻常小事交给内阁，事涉钱粮兵谷大事的，万历向来是能自己来做决断，很多大政，直接绕过内阁，授意给该管的部堂，做出决定之后，再由内阁接上负责提调，皇帝仍然在后为牵线人，提着满朝的木偶按自己的意思行动乃止。
皇帝虽然还是年轻，亲掌大政却已经多年，和懦弱的先皇完全不同，是以虽然是中旨大拜阁老，但赵志皋是浙党首领，非是等闲之辈，在他领受圣旨之后，虽士林啧有烦言，认为赵志皋的首辅之位来的名不正言不顺，但在浙党全体的反击之下，这些杂音很快就消失，而赵志皋也精神抖擞的进入角色，开始承担起首辅的责任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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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隔不到一年，当日送别申时行的人群，又在西便门聚集了一些，这一次却是送别刚下台不久的首辅王家屏。
与申时行的风光离开不同，皇帝没有特别的表示，没有赐银，赐给表里，只象征性的赐给官驿……驿传制度张居正梳理过一次，当时官员们都不敢以私事来劳烦驿站，国家为此省了不少银子，可在贪财的万历皇帝手中，驿传制度再度为之混乱，兵部的火牌再度泛滥，任何人都能动用，驿站再次迎来送往，地方又一次变的不堪其扰，但在张四维申时行等人的配合之下，凡张居正坚持的就必定被反对，哪怕国家和地方一年多花几百万，亦是值得。
这样的大风气下，皇帝赐不赐给官驿还家都是一样的，反正王家屏也没打算自己花钱。不过，这好歹是最后一道遮羞布了，若是连这个也没有，王家屏在皇帝心里的地位就可想而知了。